我曾去日本訪問一個愛滋病人權團體，其創辦人本身是愛滋病患者，因為經常拋頭露面爭取權益，有一天在等電車時，被人從月台上推下雙腿摔斷，不多久便去世了。該團體成員表示，他們知道自己的主張可能不受歡迎，但是他們沒有怨恨，從來不放棄，這種態度讓我很感動，也深受啟發。我想，所謂的「包容」，確實可以具體實踐出來。例如社會中，有些人持續努力，希望讓有些問題引起重視，我們不一定要太早貼標籤，認為對方亂鬧；或許可以說我是個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，但是從出國留學到回來台灣，我生活在這塊土地上，經常是非常快樂，當然部分朋友也會有不同的評論。 回到「包容社會」的總結報告。第一個主題「面對歷史記憶與族群意識——溝通與超越」，是從歷史的討論和分析開始。林滿紅教授認為，若要跨越族群分界進行溝通，可以從台灣的歷史事實裡找到共同基礎；她的具體做法是重返中日和約所確定的國家主權。王明珂教授則提到，社會中不同的群體，可能因為現實利益或情感需求，選擇性的記憶或重構歷史事實，以便強化族群的認同。

以「情境式理解」面對不同的歷史記憶
王教授強調，我們對族群現象、歷史記憶，應該發展出「情境式的理解」，亦即不應爭論歷史事實的正確性，反而更應去理解對方是在什麼情況下，發展出不同的歷史記憶。更進一步來看，對於那些造成不同族群痛苦經驗的歷史記憶，各個族群也應有所反省。就像沈富雄委員所言，過去台灣發生的傷痛的族群歷史，可以被寬恕，但是不可以忘記；我們應該由此建立起歷史記憶和族群包容的態度，讓它成為社會溝通和形成共識的依據。 廖咸浩局長也表示，對於族群認同或國家認同主張完整性或純粹性的要求，是現代民族國家積極發達以後的現象。現代性特質所追求的進步秩序和排他優越性，可能造成一個國家內部不同社會群體的衝突，甚至演變成像南斯拉夫的內戰。所以我們必須了解，個人或文化認同是不可能統整的，且國家認同也可能是任意的，如此我們才能尊重不同文化認同的內涵，把台灣社會的豐富多元文化，當成珍貴資產。 第二個主題「重建民主社會的素養——法治觀念與價值倫理的提升」，是指一個包容社會要超越不同群體的邊界進行溝通，除了歷史基礎之外，也要有法律制度基礎，即一套公平的遊戲規則。朱雲漢教授和蕭新煌教授不約而同提到，台灣社會的憲政體制一直處於不安定狀態，主要是因為國家定位不確定，使大家對憲法內容沒有共識；另一原因則是政治人物為了短期政治利益，操弄基本遊戲規則。 任何一個社會的發展都會遭遇問題，但危機可能是轉機。南方朔先生的評論稿也寫到，十九世紀歐美民主初期曾出現排他性的部落式民主，後來甚至發展出一些好戰式民主。其他歐美先進國家在政治社會發展的初期，遭遇過更困難的政治、經濟危機，但是經過社會菁英和社會公民共同持續的努力，終究能夠解決這些問題。

建立公共領域，以公民身分為主要之身分認同
至於第三個研討主題「檢視公民社會的觀念——公共領域與私領域之界定與尊重」，會中也提出許多可能的解決方式，其中之一便是「公民社會」或「公共領域」的建立。林孝信教授指出，公共領域應該包括政治層面以外更廣泛的面向，例如經濟、社會的民主參與。 我想，藉由公共領域的建立及公共討論的實踐，前述種種有關政治參與意願低落、對公共社會不關心、公民間情誼難以聯繫等問題，大概都有機會改變。以全民健保政策制定的過程為例，我們發現民眾一開始沒有獲得充分的資訊、沒有經過足夠討論，可能無法認同政府增加部分負擔的理由，但經過討論後，大家可能可以同意在合理而必要的狀況下，為照顧人民應有的基本醫療權益，需要提高保費或部分負擔，以維持健保制度。 此外，在公共討論的過程中，公共性會被建立起來，我們可能也可以逐漸將公民身分當成主要的身分認同。換句話說，如果能夠建立公共領域，提高民眾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，我想也可以進一步發展出監督政府、政治菁英和金權政治的公民組織，如韓國民主人民團結組織(PSPD)，這對實踐社會的公平和經濟的正義，相信助益良深。 最後，我們雖然很樂觀，但也知道公共領域、公民社會的建立，一定會遭遇某些困難。如瞿海源教授指出，台灣的公民團體非常缺乏自主性，參與的人數很少，所謂公民團體甚至變成空頭團體、寡頭團體。同時，民眾對政治的疏離感、無力感愈來愈強，對公民社會或公共領域的建立更是大阻礙。不過我們也看到，在台灣的社會，很多人即使面對問題，還是持續努力不懈，例如社區大學、社區營造的工作，皆已出現實際的成就和突破。至少我認為，我們應該找到一個切入點，從在地的公共論壇領域著手，透過不斷的實踐，改善當前發展公民社會、公共領域的問題。 （作者為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