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宏觀社會」的議題討論，共有二篇主要的論文，其中一篇為王振寰教授所撰〈全球化與在地化的互補與矛盾——帶來的機會與問題〉，討論台灣（在地）應該如何回應全球化過程。文中強調「互補」和「矛盾」二大課題。
有關「矛盾」，指向三大部分，第一組矛盾是「資本和勞動力的矛盾」：對此，王教授指出全球化對台灣帶來的具體衝擊之一，反映在失業率的提高上，而這也正是當前內政無以逃避的職責。針對這項議題，會中曾有許多不同觀點的討論，包括技術面如加強職業訓練、了解知識經濟時代需求等。第二組矛盾是「需求和供給的矛盾」：以全球為一體的市場為前提，供給與需求不可能無限擴大，景氣循環就會在某些地方呈現波動的情況，這就可能帶來影響。第三組矛盾是「政治和經濟的矛盾」：王教授對此著墨較多，而在我個人負責的短文中，也觸及了這項課題。
關於「互補」，王教授於結論中強調，處在全球化脈絡下，首先必須檢討的是政府角色。當世界強權走向集體化，而在地政府愈來愈勢弱之際，國家究竟能夠從政策面、現實面展現出多少能量值得觀察。舉例來說，財政赤字、失業率愈來愈高，可是主政者看來仍束手無策；至於政府與民間團體之間的關係與定位，似乎也不是做得太好。由於論文蘊含理論基礎，也提及現實問題，引起很多迴響。
拉高層次來談，王教授文中也論及「知識經濟」。這是網際網路發達的結果，也指涉全球財政、經濟可以一體化。面對如此的發展，必須提升國家競爭力，設法強固社會穩定性和政權合法性；在這中間介入進來的便是state
capacity，以目前比較流行的學術語言，即指「政府治理的能力」（governance）。對此，與會者較高的共識顯然是認為當前的政府治理似乎出了點紕漏，而真正出紕漏的地方，則有不同角度的解讀與觀察。對於全球的發展脈絡，用西方的諺語形容，即為：「假如你不能打敗它，你就參與它」，可是當下政府的作為，基本上像是希望遠離它、脫離它。
大陸崛起下的衝擊
接下來談到拙文〈大陸崛起下，兩岸經濟、文化與政治的衝擊——認同問題與社會問題〉。第一部份討論重點在於「國家競爭力」，亦即對外如何提升、對內如何向百姓交待的問題。
從經濟學面向而言，高長教授認為全面開放赴對岸投資，台灣並不至有損失，因為我們每年投資大陸二、三百億元，現在每年也從對岸賺回二百多億元外匯。就他提供的數據，可以發現開放的結果，兩岸貿易的增長其實並沒有衝垮台灣產業的群聚效果，反而是台灣經濟勢力的延伸，因此他持開放的立場和主張。
此外很多人都認為，當全球化造成內部結構性、社會性的問題，在公與義的前提下，必須建立「社會安全網」，妥善照顧弱勢族群。王教授的文章提到，政府有責任坦白地告訴百姓真相，不可能一邊減稅，一邊還有好的社會福利；以未來的財政狀況加稅將勢所難免，或者需進行大幅度財源的重分配。唯事實上吾人可觀察到，為了「根留台灣」，政府對大企業實施減稅政策；我們沒有給予弱勢族群長治久安的制度性的福利，反而代之以一種津貼性的、殘補式的社會福利。同時，培育高水準、具有國際視野的人才，是因應全球化的重要工作，然而從提升英語教育、大學競爭力，一直到新世紀公民權力與義務(citizenship)的重新調整，國內總是說的比做的多。
第二部分則是大家最關心的兩岸關係。陳文茜委員在會中強調，無論台灣由誰主政，台灣與大陸的未來應該怎麼走，將是一個無法避免、必須積極面對的課題。基本上她個人非常悲觀，她如此形容：「如果選擇與中國比較友善的處理方式，台灣好像在政治上走向自殺之途；但是如果不理它，可是又不能不去面對它的時候，中國似乎又變成一個無法丟掉的夢魘。」她分析過去十年的政治主軸，認為我們是一直擺盪在兩個選擇之中，一個是「不敢，也不能攤牌」，一個是「不甘願去做投降或妥協」。
值此同時，我的拙文主要是談國際、國內和大陸的內部情勢都在改變，在所有的大局變數下，到底該順勢還是逆勢操作？到底時間站在誰的那一邊？這些也許都是老百姓關心，但沒辦法介入做積極性動作，且結果不明之議題。不過我們主其政者絕對是責無旁貸。
擔任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的陳忠信先生，在討論時用了一個很有趣的形容詞，指現在是「三國時代」；也就是把國際因素考慮進來，在美國、日本、中國之間，台灣好比是荊州，如果一個大意，可能就會失去荊州。那麼，如何在小蝦米和大鯨魚的戰鬥當中，能夠佔有比較好的優勢，我覺得這是全民與未來領導人均須熱切關心的課題。
放大眼光 求同存異
最後我以幾個總觀察作為結論。面對全球一體化，台灣如何避免被邊緣化？現在上位者提供給老百姓的選項似乎只有兩種，對台商而言，一是留下，二是離開，但有沒有可能提供第三個選項？廠商也許有些部分想留此，有些部分想走，這樣的考量未嘗不是一種選項。此外，對族群和國家認同而言，目前的選項只有「我是台灣人」、「我是中國人」兩種，但是我們有沒有可能做個「世界人」？也就是說，對全球而言，我們既是中國人，也是台灣人，又是世界人。
就像朱雲鵬教授所言，不論平時也好，戰時也好，總是老百姓最倒楣；平時不被照顧的貧窮弱勢，戰時便是戰場的犧牲品，國家可不可以提出一個和平的保證？可不可以給予一個以人為本的考量？我認為，選擇不一定要如此對立，你我之分也不一定要如此決絕，應把眼光放大，在中國文化與台灣文化中間，思考有無求同存異的空間。對此我要做一個大膽的建議：最近香港、珠海和澳門，準備建造一座跨聯的大橋；如果有一天，我們的領導人開始主張在台灣海峽中間建造一座兩岸大橋，或許對於彼此和平會提供更佳的發展走勢。我想，以英法海底隧道的前例，兩岸大橋技術上絕對可行，我提出這個想法，也請大家一起來思考。
（作者為政治大學社會系教授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