時報文教基金會對於「公與義的社會」，已經舉辦過兩場研討會，每次都獲得重大的迴響。然而，看到社會上仍有很多問題，幾經思考，我們決定以「宏觀、包容與分享」作為本次主題，以回應當前台灣社會最需要的幾個關鍵層面。相信此一規劃，能夠切中政經、社會與文化的脈動。
我的報告重點，主要希望達到兩個目的：一是把所有議題作結構性的統整，
二是加入研討會兩天以來的一些感想。在議題的結構性統整上，我將分別由「現象」與「觀念及做法」兩個部分切入。
首先說「現象」。也許大家都感覺到，過去許多變化現象的根源，其實與三股力量息息相關，彼此之間也相輔相成地互相影響，其中一股力量是全球化、資本主義的擴張，另一是中國大陸經濟力的崛起，再者則是台灣威權體制的結束，以及民主政治參與的普及。在三股力量互動之下，台灣的認同結構、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均出現不少新機會，但也必須面對更多挑戰。以「機會」面而言，在認同結構上，可以看到台灣主體性的加強；在經濟結構上，台灣也相當程度地參與了全球化的進程，利用全球化的機會擴張到海外；在社會結構上，我們藉由民主化的機會達到多元化。
換個角度，以「挑戰」面而言，首先在認同結構上，第一個出現的問題是族群對立，尤其愈接近選舉，狀況似乎愈更嚴重和尖銳；第二，政治的走向過度重視統獨議題，選舉激情亦使台灣其他很多重要的社會問題被忽略；第三，如胡佛教授所言，民主本身陷入被工具化的危機；第四，台灣在追求主體性的過程中，如何與國際局勢相互平衡，亦是重要的課題。
其次在經濟結構上，第一個挑戰是在全球化的衝擊下，本土產業有些消弱、有些成長，成長者能夠吸入就業的速度，小於消弱者所散發出來的勞動力，所以失業人口頻頻上升；第二，台灣的經濟情勢是「前有來者，後有追兵」，如何在國際競爭下維持新的議題，我們有嚴重的不確定性；第三，我們財政愈來愈失衡；第四，我們的貧富差距愈來愈擴大；第五，即是林萬億教授所提到的「非巿場價值突變下降和國際達爾文主義突變上升」。
最後在社會結構上，第一個值得關切的狀況是在公與義方面，無論是倫理、道德、法制、規則、品味或理性溝通，似乎都變成愈來愈不可追求，所以很多人也說，看到電視所有新聞主題報導，會不知道怎樣教自己的兒女；第二，儘管過去為抵抗威權，社會組織團體曾如雨後春筍般紛紛設立，但他們力量分開，NGO確實逐漸弱化當中；第三，人口變遷對家庭與教育制度造成衝擊；第四，社會上普遍充斥著無力感，也充斥著叢林遊戲規則，社會的信賴關係被破壞，而社會資本更出現空洞化的危機。
上述現象難免令人悲觀，但我們還是希望透過此次研討會，能夠指出一些樂觀的、正面的建議。以下我們提出五方面的「觀念和作法」。
以民為本的精神
強調「以民為本」的觀念，因為人民是國家、社會最重要的一環，也是世界存在的元素。一般人民應該有權力享受最好的命運，分享全球化的過程，否則就會變成邊緣化，不然更糟糕的是，一旦台灣處於國際強權互相爭奪地盤的情況下，我們可能會像陳忠信先生所說，淪為三國的荊州或日俄戰爭的東三省，所以必須重視人民的境遇。
在以民為本的前提下，我們希望呼籲兩個做法：首先，全球化的浪潮不可阻擋，而且台灣必須積極參與，但是我們仍應當重視社會問題，積極提升本地勞動的技能，讓目前被邊緣化的人有參與全球化的機會，消極面則必須強化福利制度，以保障弱勢族群。其次，在台灣的主體性已經大幅提升之際，我們希望政治上能夠採取族群和諧、反歧視、追求兩岸和平的方法，不希望「台灣」vs.「中國」類的議題被過度炒作，使得人民被過度區分。事實上，有關「中國」的概念，可以被切割為文化中國、經濟中國、血緣中國、政治中國等不同分別，但是把「中國」狹窄地化約成北京政權的代言人，將會連帶地讓所有與「中國」二字有關的事物，都變成是禁忌，或變成帶有特殊色彩；我們由衷期盼社會對於台灣與中國之間，能夠採取包容的方向。
核心價值的強化 基本觀念與核心價值的生根，是所有改革的基礎，也必須從小養成。以前無論歌仔戲、京劇、武俠小說，以及其他任何教化過程中，其實都在教導「怎樣成為一個好人」，亦即是要我們懂得敬天、畏祖、慈悲、尊重，而這些均屬倫理道德或民主法治發展的深層基礎。不過，現在的小孩比較喜歡不用動腦、眼花撩亂的卡通，或拿機關槍掃射的刺激畫面，至於老祖宗掛嘴邊的忠孝節義，已被快速地拋棄。相對於西方自希臘羅馬時期承續人文藝術素養、法律觀念後，迄今仍不斷強調這些傳統，我們確實欠缺具有內涵的基礎與結構，但是台灣卻又講究「結果」，最明顯的例子就是「民主」的認知與實踐發生落差，甚至誤以為參與選舉就是民主。
但是西方民主只有投票嗎？當然不是，投票僅是最後一關，真正的民主是從家庭會議、社區會議開始向外擴張，不過台灣並沒有這個文化根源，卻擁抱著最後的表象，這是台灣社會最大的危機。
在強化核心價值的前提下，我們呼籲三個做法：首先，任何人不應該因為他的出生而被否定，也就是說，不管是原住民、本省、外省、新移民或外籍新娘，以及有否種族、膚色之別，其基本人權皆不應被漠視。其次，我們希望台灣真的能夠加強基本價值與信仰的培養，包括前述提及的敬天、畏祖、慈悲、尊重，乃至於忠孝節義等概念；而所謂的「忠」，當然必須重新解釋，不是忠於皇帝，而是忠於國家、社會、人類。此外，我們應當提升家庭觀念，重視學前教育，體認家庭的價值，進而讓家庭也成為社會穩定的力量。
法律制度的修正
只有觀念還不夠，必須化為行動，所以我們希望法律與制度也能快速改進。綜合來看有七個面向：第一，社會上應該多一些以促進和平為主旨的機構或團體；第二，教育應該具有減少階層化、提升人民創新能力的功能，除讓弱勢族群得到公平的教育機會，亦使台灣在全球化中更有發展機會；第三，改善財政惡化的情況，使不公平的情況也能隨之改善；第四，如何壽川董事長的分析，國家應大力推動福利相關事業的發展，一方面可以深化知識經濟，另方面可以創造更多就業機會；第五，應當儘快實施國民年金，建構社會的安全網；第六，我們贊同余範英董事長的呼籲，儘速將經建會改為經濟及社會發展委員會；第七，我們希望透過法令的強化來確立各行各業的規範。
社會菁英的責任
社會菁英對社會具有重大的影響力，應當承擔社會責任。我們希望能對於五類人進行呼籲：第一是「國家領導人」——他本身除能治國，還必須要以身作則，成為社會優良道德的榜樣；第二是「媒體公眾人物」——包括媒體人或接受邀請在媒體發表言論的學者專家，他們的一言一行也應當足以作為民眾表率；第三是「專業人士」——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士均應尊重專業倫理，以對社會造成正面影響；第四是「文化人」——文化人總能透過各種不同的工具、管道，將重要觀念、價值傳遞給受眾，不但對個人可能造成從小到大的影響，對社會整體發展也關係深遠，所以在他們的作品中，希望能夠維持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寬憫、慈悲、與包容的胸懷；第五是「知識份子」——我們期待知識份子不要再沉默，要儘快站出來。
社會組織的重建
最後一個層面，則要提到「社會組織的重建」。研討會兩天以來，大家對此談論甚多，因為如果社會上的信任不能重新建立起來，資本主義最後將會造成完全的貧富差距，選舉制度最後將會造成絕對的民眾分離。曾經發表《歷史的終結》的日裔學者Francis
Fukuyama，也在近作裡檢討提出，歷史的終結其實是空中樓閣，資本主義最重要的就是社會信任(social trust)。
如何重新建立這個社會信任？我們提出五點建議：第一，利用全球化推動社會一體的全球化，亦即推動人類社會而非僅僅企業與生產的全球化，就像林萬億教授也提到，全球化不應該只是經濟的、金融的、生產的，還可以是人文關懷的議題，台灣不但應該加以推動，更要善於利用全球化，來推動這些議題；第二，NGO應當重振旗鼓，例如陳東升教授舉出的韓國PSPD一例，就值得我們大力學習；第三，對於推動促進和平的機構和組織，社會應大力支持；第四，民主制度必須深化到社會每一個角落與組織團體，由下而上建立全國民主化；第五，同樣也是呼應陳東升教授的意見，我們應當設法讓家庭生活與社區生活更臻完美，恢復家庭功能，以成為社會安定的核心力量。
宏觀、包容與分享，是台灣社會現階段最需要努力的方向。沒有宏觀，將流於狹窄和封閉；沒有包容，就造成族群對立；沒有分享，將造成社會歧異；均非台灣之福。我們誠懇地希望，知識份子敢站出來，共同努力，為這些價值的生根而努力。
（作者為本次研討會總召集人，中央大學管理學院教授）
